杨子荣 (1999)幕后花絮与评论

   怀念我的战友谷办华先生 王晓民 2005年2月23日21时我的手机传出了短信提示音，我取出手机，是办华发给我的短信： 子曰禄荣 （注：杨子荣烈士字子荣，其兄字子禄） 宗载福贵 （注： 杨子荣烈士名杨宗贵，其兄杨宗福） 办理中华 （注：电影杨子荣编剧谷办华） 晓喻万民 （注：电影杨子荣导演王晓民） 春风习习 战鼓声声 铁马金戈 催我前行 同心同德 再创永恒 友人看了不解其意，我作了诠释：短信的第一句藏了英雄杨子荣烈士兄弟两人的字：杨子禄、杨子荣。第二句藏了杨子荣烈士兄弟两人的名：杨子荣烈士名为杨宗贵，其兄名为杨宗福。第三句藏了办华的名字，第四句藏了我的名字：晓民。因为他作为电影《杨子荣》的编剧，我作为导演，我们同是杨子荣所在部队的战友，又一同合作完成了电影《杨子荣》的创作与拍摄，他把杨子荣兄弟同时写在短信里，事实上是把我们二人比作了兄弟。 春风习习，战鼓声声，铁马金戈，催我前行……我们兄弟二人还有一部合作的影片尚未完成：那就是故事片《喜鹊》。 影片《杨子荣》荣获中国电视电影首届百合奖，我们要让《喜鹊》再上一个台阶，办华兄在激励自己，也在激励我要同心同德再创永恒……我收到短信的时间是2005年2月23日21时19分52秒。
    然而短短的三个月后，5月26日，雄心勃勃的他却溘然辞世，让我始料不及…… 办华兄刚刚53岁，刚刚从集团军后勤政治处的繁杂工作中解脱出来，该尽兴的施展才华去创作更多的作品了……我期待着……期待着他的新作品问世……却等来了噩耗！
    我和办华兄的第一次合作是1984年，那时我刚刚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五年的大学生活让我充满了不可遏制的创作冲动，但我没有直接进入电影厂，而是回到了我的老部队，到连队当了一名副指导员，没有多久，集团军政治部张明春主任下基层部队检查工作，发现了我，硬是把我“借”到了军政治部宣传处，当时集团军正在组建电视中心，我自然就成了电视中心的导演，实际上，集团军并没有这个编制，我和宣传处干事许守信实际成了集团军电视中心的奠基人，设备刚刚买来，我们一边调试，一边在军党委会议室后边截出一部分建机房，一天天灰头土脸的，机房还没有建好，我就扛着机器下到师里去做一个专题片，在师里接待我的就是师宣传科长谷办华，他同时也是这部专题片的撰稿。我们一见如故，谈了很多很多，当然我们创作合作也非常默契，专题片《更上一层楼》获得了好评！谷办华说影片《杨子荣》是他第一次触“电”，其实确切的说，他从专题片《更上一层楼》就已经开始触“电”了，虽说是电视专题片，但是他听我讲镜头语言，讲电影技法，讲蒙太奇，兴致勃勃。那时我们就讲好了，将来我们要合作搞电影，搞故事片……     办华是一个才子，也是一个珍惜才华的好领导，记得我们为北京军区拍摄一个专题片，片名已经不记得了，在步兵团的一个普通的连队里，一个即将复员的小战士引起了谷办华的关注，小战士背包已经打好了，即将踏上返乡的归途，办华从另外一个战士的嘴里得知这个小战士通过自学，有很高的理论水平，曾有一篇与人合作的理论文章，被红旗杂志选用了。得知这个消息，办华坐不住了，部队需要这样的人才，他硬是找团里领导把这个战士留了下来，有人问他非亲非故，图的什么？他回答，图的是部队的正规化建设。 以后，我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故事片导演创作室工作，做电影《巍巍昆仑》继而是《中国霸王花》然后是《大决战》长年奔波在外景地，而办华兄则调到了军里搞军史，我们一度见面很少，只是电话联络一下，偶尔我去保定，或他来北京，总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就在这个时候，办华兄给我送来了他的中篇小说集《春潮带雨》、《嫁妆》。他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一直不停的默默的耕耘着。 那是一个雨天，雨下得很大，办华兄突然出现在八一厂我的家里，他兴奋的告诉我：八一电影制片厂主管文学部的王庆生副厂长到解放军文艺社去挖题材，文艺社推荐了他的传记文学《杨子荣》，庆生厂长一看就拍板：“搞！”责任编辑也是我的好友：八一厂文学部的施韬，是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办华兄的大作：传记文学《杨子荣》。我真为我有这样一个战友，一个勤奋的老兄而感到骄傲，那一天我们坐在一起喝了很多酒！办华兄不胜酒力，喝得面红耳赤，说了很多豪言壮语，我被他感染了，于是我被卷进了电影《杨子荣》的创作。
    那个夏天，天气异常的闷热，我把自己关在家里，关进了杨子荣的世界里，真是办华兄的创作状态、勤奋精神激励着我，在小屋里，闷过了三伏。那一段时间，办华兄、施韬和我经常一起坐在庆生厂长的办公室里，庆生厂长给我们提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这为以后影片《杨子荣》的成功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终于剧本写好了，大家一致看好，不想此项目却因其它完全与创作无关的原因被搁置了起来。之后，庆生厂长调走了，小我十岁的文学编辑施韬在转业以后因病故去了，电影《杨子荣》彻底搁浅了……
    九三年年底，我离开了八一电影制片厂，成立了自己的影视公司，终于可以自己作主拍摄自己想拍的影片了，我第一部就选定了电影《杨子荣》。 拍摄异常艰辛，在山东牟平杨子荣的家乡拍摄结束后，还要转场到杨子荣烈士的牺牲地：牡丹江海林县，我们原计划从烟台乘船到大连，再从大连开车至牡丹江，船票都买好了，我们一行共六台汽车，近四十人，包括全部的设备、器材，浩浩荡荡向码头开去，不想此时一台汽车的暖气却出了故障，没有了暖气，到东北牡丹江的一路将是一个极其艰苦的路程，毕竟要在车里一动不动的坐上两天，我犹豫了，我不忍心十几个兄弟姐妹在严寒中跋涉……毕竟东北的冬天太冷，没有暖气人根本吃不消，我临时决定走陆路，到秦皇岛换车。摄制组的兄弟姐妹们来要求：我们有的是八路的棉军装，有的是土匪们的皮大衣、皮大氅，我们可以都裹在身上……起码在船上可以舒舒服服的睡上一觉。很多人来找我强烈要求坐船走，真是鬼使神差，我执意着不肯，坚持走陆路。殊不知我的固执竟然挽救了我的摄制组，挽救了我们大家的性命，保住了我的车辆、设备和第一阶段拍摄的成果，……因为我们买的船票正是“11·24海难”的遇难船只：“大舜号”。 摄制组的车队刚刚走到天津，我们就收到了“大舜号” 遇难的噩耗！大家无不倒吸一口凉气。我告诉了办华兄，他说：是杨子荣的在天之灵保护着你们，晓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办华兄的预言应验了。我们冒着东北零下四十几度的严寒，顶着呼啸的大烟炮，完成了影片的拍摄。我们果然看到了后福。中国第一届电视电影百合奖的获奖名单里，两次出现了我的公司，我们拍摄的两部影片《杨子荣》，《信天游》双双获奖。也应了办华兄的豪言壮语！
    得了奖之后，办华兄又把他的小说《喜鹊》给了我，我一口气读完，又是一个让我激动不已的作品，我深深地被办华兄笔下的小人物打动了，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一个妓女用她的全部的爱抚育了一个孤儿：喜鹊。她悉心呵护着这个小小的生命，生怕她重复自己的悲剧人生，然而，她在那样一个社会里，她太微不足道了，她的抗争显得那样无力，她无可奈何。喜鹊长大了，喜鹊太出众了，于是喜鹊注定躲不过这一劫，然而，为救一个八路军伤员，喜鹊舍身取义……小说读过后，让人感慨万千！这是一个必须要拍电影的作品。也是一个注定要得奖的作品，但这种非常人性的、又有一些大胆突破的小说，立项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两个妓女的故事，像莫泊桑笔下的《羊脂球》。又不是《羊脂球》他写的是人性，他写的是真情。但毕竟是“非主流”，毕竟主角是两个妓女……没有立项，资金的筹措就要困难得多。而我认为这绝对是一部应当获奖的影片，面对办华兄的重托，我想，我没有理由草草开机，绝不能由于我的不经意，糟蹋了一个好剧本。我期待着，期待着时机成熟，我期待着《喜鹊》拍成一个获大奖的影片……这是我欠下办华兄的一份大情，我想，我迟早是要还的。本想跟他共同迎接喜鹊成功的喜悦，可他却匆匆地走了，我们最后的一次联络，就是此文开头的那封短信：竟成了临别赠言。
    战友王霞带着她的新著《生死关头》来看我，我突然想起，我和王霞就是在办华兄家里相识、相交，成为好朋友的。如今硕果累累的作家，当年在集团军“铁流文工团”担任编导，恰逢我去保定，来到办华家。她也刚好到办华家里谈军史节目的创作，碰到了我，办华介绍我们认识了。之后我们一直来往不断。她每每有新的大作，总要给我送上一本。一时间我懊悔不及，我专程开车去保定参加办华兄的追悼会，竟然忘记了通知王霞，当我把此噩耗告知王霞：她吃惊的眼里充满了泪水。当时文工团的年轻编导，如今驰骋文坛的专业作家谈起谷办华也是有太多太多的话……
    写这篇文章时，我给王霞打了一个电话，她又远在湖北，住在一个团队里采访，她表示，她也要写一篇小小的文章，纪念我们这个兄长。 春去冬来，办华兄离开我们整整半年了，想起我们合作的日子，想起我们一起工作的瞬间，太多的感慨！办华兄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我知道，办华兄有太多太多的计划还未完成……他给战友们留下了太多太多的遗憾，他给家人留下了太多太多的遗憾。可能还有一点令人欣慰的，就是我还有可能代他完成他的一个夙愿：那就是电影《喜鹊》。
    我期待着这个时机成熟…… 办华兄安息吧！